瞭望东方周刊/朱国栋
相当一批事业单位要变成企业，不少职工要告别“国家干部”身份，转变为靠市场吃饭的“社会人”。这是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企改革之后，中国又一次在一个重要领域内打破吃“大锅饭”的做法
2001年以前，阿德还是杭州一家效益很好的园林设计事业单位的职工，尽管做的是司机，却享受着“国家干部”待遇。
他那时已有20多年工龄,是正式“事业单位编制”,每年收入超过6万元,比刚进单位的一些有研究生文凭但没有正式编制的技术员还多一倍。作为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正式职工,生老病死几乎不用发愁。
但好景不再。2002年，他所在的事业单位改制成股份制企业之后，技术和经营骨干的工资大幅提高，司机、门卫等后勤普通职工的待遇大幅降低。阿德的年收入降到不足3万元。
从国家干部一下子“沦为”企业职工，还要和外地民工竞争一个司机岗位，想不通的阿德找领导大发一通脾气后，一怒之下从单位辞职了。
实际上，在中国，像阿德这样的事业单位编制“国家干部”，在中国总共有近3000万人，分布在130万个事业单位中。
“事业单位”完全是中国特色。不少学者在国外发表论文，为不知怎么翻译此词而犯愁，因为国外没有事业单位。
中国的事业单位情况各异，有的更像是政府机关,有的接近于经营部门,但有着共同的特点:在法律上都叫做“事业法人”,产权都是国家所有,从业人员除了临时工，往往都叫做“国家干部”,他们中许多吃着国家财政饭,而且从住房、看病,到孩子入托、上学,长期享受国家福利。
2004年12月17日,国家人事部部长张柏林在人事厅局长会议上透露,作为事业单位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人事制度改革,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全国有31个省区市约45万个事业单位推行了聘用制度,有1300万人签订了聘用合同,约占总数的45%。
2004年12月20日,事业单位改革步伐最快的省份之一江苏省传出消息，该省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已实现阶段性目标。
根据国务院有关部委权威人士向媒体透露的消息，2004年下半年，国务院已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事业单位下一步改革问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表示，“应从总体上收缩事业单位的规模。应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
百年老社之变
衢州人徐林是个印学爱好者，2004年12月11日，他第四次来到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参观。他惊奇地发现，西泠印社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以前的印社只开放到山脚下的一些场馆，现在连孤山上的茶楼、碑亭都开放了;以前纪念馆开放的珍品很少，但这次来时，多种多样的珍品让他大开眼界。
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20世纪60年代以后,印社的格局就没有大的改变。但为什么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变化如此之大呢?
答案是事业单位改制。
2002年底，杭州市经委干部钱伯皓接到了一纸公文，他被任命为杭州市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改制工作。钱伯皓当时年仅35岁，经济学科班出身，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化工作，被任命为百年名社的副当家，他自己也有些意外。
2003年初,钱伯皓走马上任:偌大一个印社,居然没几个人来上班。刚上任,就有一大堆棘手的事务摆在面前。当时,西湖南线正在整合,西泠印社的办公场所也在拆迁之列,但居然没有干部职工对单位新址提出方案，只知道一味将珍贵文物堆放到仓库里。
2002年，印社多年的积困爆发，印社当年亏损150多万，不良资产达300万，许多部门处于半停工状态，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全;印社下属的杭州书画社，曾与朵云轩、荣宝斋齐名，招牌乃郭沫若亲笔题写，2002年却被新闻出版总署停业整顿一年;印社拥有上万件文物，但保藏仓库却年久失修，火灾隐患重重……
困局源于印社的独特体制。尽管印社只有100多名职工干部，改制前却是一身兼五块牌子，这就是所谓的“五位一体”。
首先，西泠印社是一个社团法人;其次，印社秘书处是负责管理的事业单位;第三，印社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履行文物保护职能;第四，印社的出版社，是一个出版事业单位;第五，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经营公司。
但这五块牌子一个实体的机构，100多号职工却没有明确分工。一个职工今天可能是经营部的营业员，过一段时间却是秘书处的职工，再过一阵可能在书画社、出版社帮忙。总之，尽管每块牌子包含的职能完全不同，但在改制之前，一个职工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连续调动。
另外，像不少事业单位一样，印社在运作时也没什么有效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现实已很明显。百年老社要恢复生机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改革。
2003年3月,西泠印社开始了改制之旅,到了2004年7月,改制工作基本结束。印社也从以前的“五位一体”改制成“1＋5＋N”的发展格局。
其中的“1”，就是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是一个归口于市委宣传部的正局级事业单位。“5”是指印务委员会下的5个发展实体，包括中国印学博物馆、西泠印社出版社、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杭州书画社有限公司，其中博物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出版社暂属事业单位，但现代企业是其进一步改制的方向，另外三个实体则是经营性的企业。“N”指一系列以印社名义出现的社会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在这种格局下，公益性事业单位与经营性实体的边界终于划分清晰。
改革首难:让职工告别“国家干部”
西泠印社改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职工出路问题。
西泠印社原有职工152名，除去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有90多人，都是享受财政补助的事业编制。而转制后，事业编制只剩30人，这意味着60多人不再享受国家干部待遇。
主持改制事宜的钱伯皓说，“印社职工的成分比较复杂，许多都是夫妻双职工、父子职工甚至是三兄弟同在印社，所以，改制工作中的职工问题比较难，好在印社职工绝大多数已有了心理准备。”
钱伯皓说，他们的做法是，严格按照省市公布的各种政策严格规范办事，做到“规范、公开、透明”，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搞特殊。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印社完成了改制工作，符合提前退休资格的人在自愿条件下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除少数几人辞职之外，绝大多数职工留在了新的印社各个部门和公司。
印社改制最大的困难──职工问题之所以基本得到了解决，在于印社改制之前是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大多数部门已实行企业化管理，本身的待遇和福利并不是很好，因此，印社职工从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身份转到社会人，心理落差并不太大。但在事业单位改制过程中，并非每家情况都如此。
2004年,杭州第四医院和杭州整形医院被作为杭州医改的试点,进行改制,但遇到的阻力却是空前的,两家医院的职工都曾多次到杭州市政府甚至浙江省政府门前上访。
《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时发现，医护人员最担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对身份转换的不满。整形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医生一直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在医院里拿固定工资、劳保福利，在外面还可以搞兼职，现在要改制成民营医院，国家干部成了打工者，你说我们接受得了吗?”
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除了做职工工作，浙江省和杭州市还制订了优惠政策。根据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改制的操作意见，对于职工改制后身份置换的补偿和支持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作了规定:劳动关系转换、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医疗保险制度衔接。
以劳动关系转换为例，省直属事业单位给出的补偿方案是工龄乘以12个月前的月平均工资。比如一个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如果月均工资是3500元，工龄是20年的话，那他一次性就可以拿到7万元的劳动关系转换补偿款。
事实上,浙江省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改制中,单位要缴纳的劳动关系补偿款、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预留款,人均都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正是事业单位改制后职工的待遇得到了保障,所以尽管有一些阻力,浙江的改革还是得以基本顺利的推行。
产业化经营与社会公益
改制之后的西泠印社，很大一部分将开始产业化经营。外界的一个担忧是:西泠印社的百年金招牌会不会因此贬值?印社的各项社会公益职能由谁来承担?
钱伯皓解释说，“改制后，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作为市委直属、归口于市委宣传部的正局级事业单位，其首要职能仍然是组织开展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保护和管理文物藏品、管理中国印学博物馆等，然后才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工作。”
他补充说，关于百年招牌会否贬值的问题，这就需要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严格保护这个品牌。对产业化经营的种类要有严格限制，不是随便哪个文化产品都可以打“西泠印社”这块牌子。另外，这块牌子并非是给产业公司永久使用，社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情况收回。
多年致力于事业单位研究的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事业单位改革绝不能简单套用企业改革的做法，更不能使社会事业过度市场化。
另一个问题是，改制之后，群众性的公益文化产品，由谁来提供呢?
浙江的试验是由政府采购公益文化产品，免费或低价提供给老百姓，这种模式被称作“政府出资买服务”。
2004年的夏夜，杭州许多社区居民，吃了晚饭后便摇着扇子，在社区里欣赏滑稽戏《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杭州市民免费享受到的第一个“政府采购”文化产品。戏剧在各个社区和区县剧院巡演了100场。如此大密度的演出，杭州市只花了20万元。
另一种办法，是“公益文化社会办”。2004年以来，浙江不少地方纷纷举办推荐会，把排定的全年文化活动项目，通过媒体公示，向企业推介。在湖州的首次公益性文化项目签约仪式上，有 12个文化项目，分别由中国电信湖州分公司等8家企业签下，企业共投入137万元。
政府“治道”与解放“三产”
从更大的方面看，事业单位的改革，是一个公共服务的改革与创新问题，也是一个完善政府“治道”的进程
2004年12月中旬，杭州一家两年前从事业单位改制过来的民营企业，年终盘点业绩时，分管财务与成本控制的副总经理露出一丝笑意:2004年，该企业的产值比改制前的2001年增长360%，利润增长了600%以上。
改制后竞争力增强
事实上，这家事业单位的改制还不算最成功的。
浙江华汇集团改制之前是绍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1999年改制时,股本金只有300万,产值1000多万元。到了2003年,这家企业实现产值4.2亿元,拥有20多家参股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达到3000万元。
原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老员工、现浙江华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毛伟芳回忆说,当时院里的效益不算差,但员工的积极性不高,在旧体制下,大家没有太多事业心。
她总结浙江华汇的改制的经验是:通过产权和股权改造之后，把吃大锅饭的事业单位改制成了面向市场的事业共同体，员工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事实上,因为事业单位改制而获得成功的转制企业,在浙江还有许多,比如开出全国第一家出版物跨省连锁经营公司──博库书城的新华书店,在改制并吸引民资之后,业务和利润快速增长，竞争力大为加强。
当谈到事业单位改革，到底有什么好处时，几乎所有人首先想到的是“减轻财政压力、提高投入效率，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真正的公益事业上去”。但有学者认为，事业单位改革只要操作得当，将可带来生产力大解放。
根据浙江省政府一位权威人士的说法，90%的事业单位在改制后，经济效益得到提高。
科教文卫是一块大蛋糕
今年年近50岁的王艺平，6年前从浙江一家省属事业单位辞职后，与人合作开办了一家文化体育策划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正处于文化体育消费的上升期，但现在全国大多数的体育、文化团队属于事业编制，不可能按照市场化运作，它们提供的文化和体育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
他举了一些例子: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美国好莱坞大片热、2003年皇马访华、2003年的百老汇歌剧热、2004年NBA访华、2004年上海F1，都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这说明中国消费者对文体产品的需求很大，但中国却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文体产品，所以只能进口。
据报道，在美国，NBA职业联赛每年可以创造数百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整个美国的体育产值，在90年代末期就达到了3000亿美元。文化产业更是发达。
老王说，“文体事业单位改革和文体体制改革能顺利开展的话，我认为文体产业在GDP的比重肯定会大幅飙升。我们这些人，也将面临着历史性机遇。”
台州市民营博爱医院院长孙捷谈起了改革之后的医疗产业前景:“现在，中国的医疗服务主要还是由各级政府下的事业单位体制医院提供的,无论服务质量还是品种,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潜在需求。中国不少富豪生个小病就到国外就医,香港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内地产妇,在上海的台商一生病就往台湾跑,这说明我们的医疗体制已严重满足不了新型消费群体的需要。”
据报道,医疗行业加上附属的医疗保险行业,为美国创造了12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
这位院长认为，在中国，一个将公共医疗和一般性医疗、特殊医疗分开的新体制终将建立，届时，公共医疗将由各级政府下的事业单位提供，一般性医疗服务将主要由社会医疗提供，特殊医疗将全部由社会医疗机构提供。
能否改变第三产业畸形
中国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教育、医疗、科研、文娱、体育、民政等公共服务。目前中国有各类事业单位130多万个，有从业人员3000万人，占有1／3的国有资产，中国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各类事业单位，其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
但据“世界银行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课题组”的初步研究成果表明，拥有中国60%的专业人才的事业体制为主的行业，创造的GDP却只占了5%—10%。
和这种新“脑体倒挂”对应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第三产业“30%”定律。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世界GDP构成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但是,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极为缓慢,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始终徘徊在30%上下。
有学者把矛头对准了体制弊端。适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传统事业体制，已严重制约了第三产业特别是科教文卫等行业的发展。
有观察人士指出:“如果说，事业单位改革是继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第三场改革,那么，事业单位改革也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生产力大解放。”
但是否仅仅通过改革事业单位，就能使中国第三产业上一个大台阶呢?显然这是太过简单的设想。不是说都变成了企业，就可以打造出千百个张艺谋和姚明。
公共服务创新呼吁政府转型
从更大的方面看，事业单位的改革，是一个公共服务的改革与创新问题，也是一个完善政府“治道”的进程。
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各种公共服务的需求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以发展服务行业拉动需求，进而扩大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危机因素也随之增加。在这种背景下，按照“统筹发展”的要求，就要改革政府及事业机构，建设同改革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全社会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公共行政管理学者毛寿龙进一步指出，通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日益有限的政府职能越来越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日益法制化的政府行为、日益民主化的政府决策、日益公开的政务信息，日益以公民和社会组织多中心自主治理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这一切使中国政府的治理之道即“治道”发生了大规模变化。事业单位改革是这一进程的又一重大举措。
也有学者指出，在政府转型还有待完成的情况下，事业单位的改革仍然面临困难。15年前海南省进行了轰动全国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当时推出了两大措施，一是除工、青、妇外，其他社会团体都要在3年左右时间里全面走向社会，二是把80%的事业机构推向社会，推向市场。但是，由于政府改革未能完全到位，这两项改革未能很好推进下去。
苏浙经验能否推行全国
支持产权改革和吸引民间资本，成了苏浙事业单位改革中的重要经验。那么，苏浙经验能否全国推行呢？
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先行一步的是经济发达省份——江苏和浙江。
两省的事业单位改革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2005年全国性的事业单位改革才开始提速的话，那么，这一年将成为江苏和浙江的攻坚年。
两省的事业单位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相关配套改革为主,主要是分配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到了21世纪初,已把改革推向了敏感与核心地带──产权改革。
苏浙改革攻坚
2004年,江苏省将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江苏省政府的十件大事之一,以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制为突破口,实现了阶段性目标。
江苏省人事厅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南通是中编办的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江苏全省完成市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的也是南通，目前该市110家市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已全部完成改制或者清理撤销，共削减编制7000多人，置换职工身份3400多人，国有产权转让变现收益在支付改革成本后，上缴财政2.5亿元，同时收回有效资产约2亿元。”
据了解，该省的13个地市中，已有5个地市完成了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的改制，另外8市的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制完成率已达45%以上。江苏省省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于2004年7月正式启动，至2004年年底，这一部分的事业单位改制已完成工作量的1/3以上。
从1993年开始，浙江省就在湖州、绍兴两地试点事业单位改革，当时改革的重心主要是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2001年开始，绍兴和湖州已将触角涉及产权领域，到了2003年底,两市的中介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的改制工作已基本结束。
尽管2003年浙江省省级事业单位已酝酿改革，但公开提出对省属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则是在2004年秋季。浙江省希望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完成事业单位改革。浙江的“分类改革法”被认为是对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最有借鉴意义的举措，其中，中介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原则上要转制成企业，同时吸引社会资本介入改制。
昂贵的改制成本
苏浙经验要全国推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改制经费。以浙江省一家已改制成功的事业单位为例:
这家编制人数在290人左右的事业单位就要改成企业了，单位需要提前准备好的钱包括:为职工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类的保险;不少人在转制后要离开去自谋职业，同样需要一笔补偿费用。此外，它还另外留出了相当一笔钱，用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其用途是将来补足退休之后社会化的养老金和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之间的差距。
杂七杂八算起来，就知道这是一笔大开支:2000万元。
西泠印社的改制成本同样十分昂贵，社务委员会副主任钱伯皓说，“用在所有人头上的改制成本之和是1200多万。”也就是说，按照在职员工人数计算，人均改制成本是13万多。
这两家单位在江浙并非孤例。改制的核心成本是，将一个事业人的身份改成独立社会人，按照浙江省现行政策，给予的各种补贴和提交，费用总额一般在人均4万-15万之间。
有专家认为，“这其实是政府赎回一个事业编制花的钱，国有企业改革，只需要付国企人改成社会人的钱，而事业单位改制，则是从国家干部身份转为社会人身份，两个档次不一样，所以改制的经费差异也很大。”
尽管改制成本很高，但浙江省相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很值。浙江省政府一位副厅级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事业人留在体制内，生老病死要花政府的钱，很可能超过补贴给他的钱。”
他说:“关键的问题是，改制理顺了关系。许多事业单位改制成企业之后，经济效益大有提高，原来体制内的经营与技术骨干的收入也大幅提高。”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成本，对于经济相对发达、财政相对宽裕的苏浙两省，可以负担，但如果是在财政实力相对较差的内陆地区和西北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能否承担得起?
“只要思路够宽够活”
坚决改制和欢迎民间资本介入,是江浙两省事业单位改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经验。
目前，浙江省的新华书店、西泠印社、杭州杂技总团等一大批事业单位都吸引了民间资本。在江浙两省，一些优质资产的事业单位要改制的消息一传出，民间资本就蜂拥而至，而且民间资本参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一般效益都不错。
浙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国民间资本最发达、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如果是在民营经济比较沉闷的中西部地区，改制之后的事业单位谁来接手呢?
浙江省一家已完成改制3年多、效益相当好的单位的副总，与记者谈起了改制心得。他认为，哪怕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也应该坚决改制，但方法可以灵活多变，最重要的是应打破传统观念、放开地域限制。
“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地区，如果事业单位改制经费不足，那可以由地方财政先垫资，将改制成本作为政府参与改制后企业的国有股，由国资部门管理，碰到合适的民营企业，将这部分国有股通过有偿转让方式，回收财政开支。另外，事业单位改制后，应对全国的民间资本开放，把苏浙等地的富余民间资本引入欠发达地区。”
他还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营类事业单位，对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是包袱，对当地民间资本来说可能是鸡肋，但对发达地区的同行来说，很可能是金矿。”
改革不能只为扔包袱
不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一位研究社会保障的副教授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事业单位改制应当慎行。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事业单位改革似乎成了一个时髦话题，许多地方政府在没怎么试点的情况下，就匆匆启动了事业单位改革当中最为敏感的产权改革，也就是所谓的改制。”
他认为需要警惕“为改制而改制”的不良倾向。“现在越穷的地方，政府越希望扔包袱，事业单位改革成了‘裁人改制’，他们希望通过事业单位改制的办法，将以前吃公家饭的人推向市场，以此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
他指出，辽宁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本身已十分严重。但该省在2004年年初提出，要将全省110万事业单位人员，5年内裁减30万，“我不知道他们定下这个数据的根据是什么，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改制的成本又怎么解决”。
另外一些弊端也让人担忧。2003年9月，新华社曾披露，河北省科学院在改革过程中，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不正常现象。对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认为是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用人上的“人治”因素在作怪。
还有的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中，实行了对人员的双选双聘，一把手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或得到提拔，不得不送礼行贿。
警惕国资被私人吞噬
2004年上半年，浙江查处了78起涉案金额在50万以上的大案要案，涉案金额最大、窝案人数最多的案件，均发生在企事业单位改制期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省属事业单位退休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前几年浙江事业单位改制比较流行管理层与技术骨干内部收购,2004年的事业单位改制，基本上停止了这种做法,但“肯定还有猫腻”。
他说，一些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大腐败、中腐败和小腐败”。大腐败是将大量国有资产以十分低的价格占为己有;中腐败是指负责人在改制中，在对外出让股权时收取各种好处;小腐败是指在改制中，领导的家属、亲戚、朋友，有关系的角色，怎么差、怎么懒都能保住铁饭碗。
三种腐败中,性质最为恶劣的是“大腐败”。根据一些知情人士的描述，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低估的办法有许多,常见的有加快折旧,就是将一些大型设备的折旧期减短,减少了国有资产存量;另外就是设小金库，将单位的流动资金转移到小金库里;第三种是违规借贷,将事业单位的钱借给别人后，不纳入账目中，等事业单位改制完成后再还;第四种是和资产评估机构连同作假;第五种是事业单位负责领导从事业单位内部借款收购，“空手套白狼”。
为了防止改制中可能出现的腐败，浙江省专门作出规定，改制要过群众关、程序关和审计关:
改制方案制订以后,必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决不允许“暗箱操作”;改制单位制定的改制方案,要报主管部门审核,由主管部门报省属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由该办公室转各成员单位提出审核意见;改制单位原负责人还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派出的会计师和律师等进行审计,只有审计过关后才能离开原职位。
但也有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担忧，事业单位财务状况一般十分复杂，改制过程中又是人心浮动，要根治腐败，需把困难估计得更足。
一位知情人透露，现在事业单位改制还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单位内部收购”，和国企管理层内部收购不同，事业单位内部收购讲究利益均沾，无论是经营层、技术人员还是市场人员，多数都可以拿到数量不等的股份，这样一来，哪怕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被严重低估，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能获益，所以这种腐败最不容易被发现，也最缺乏监督。